詩詞賞析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復(fù)讀誦，真是感愧交并。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積極建立功業(yè)；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xué)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jié)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xiàn)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風(fēng)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xiàn)不實之辭。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yīng)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shù)娜?，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nèi)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nèi)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xiàn)，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xué)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yīng)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xué)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世不經(jīng)見之士，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yīng)當全歸于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古詩創(chuàng)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與唐代的韓愈相提并論，從二十歲起就與歐陽修建立了親密的過從關(guān)系。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歷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慶歷七年），作者29歲。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古詩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fā)“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jié)構(gòu)謹嚴，起承轉(zhuǎn)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后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志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然后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diào)立言者的素質(zhì)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后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zhuǎn)”，最后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jié)至于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yīng)。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jié)構(gòu)十分謹嚴，內(nèi)容環(huán)環(huán)相扣，起承轉(zhuǎn)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翻譯、賞析和詩意

曾鞏叩頭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人返回，承蒙賜書及所撰先祖父墓碑銘。

反復(fù)讀誦，感與羞愧都。

說到銘志的聞名于世，意思接近于歷史，但也有與史不同的。

大概史與善惡，無所不信，而銘的，古代的人有功德才能行志義之美的，害怕后世不知道，就一定要銘記而出現(xiàn)的。

或?qū)⒃趶R，有的存在于墓，一個的。

如果那人的惡行，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他和史現(xiàn)象。

文章的寫作，為了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活著的人能使他們嚴格。

而善良的人喜歡在被傳，那么勇于自立；邪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

到通材達識，忠義氣節(jié)之士，美善情況，都出現(xiàn)在篇，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

警勸之道，不是接近于史，他們將如何接近？時代發(fā)展，為人子孫的，一要大力宣揚自己的親人而不顧事理。

所以即使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以夸耀后世。

立說的人既不能拒絕做的，又因其子孫的所請求的，書的厭惡的地方，是人情所不能，于是乎銘開始不實。

后的作的銘文的，?？此娜恕?/p>

如果托的不是人，就寫的不是你和這，就不足以行世，傳之后代。

所以千百年來，公卿大夫到小巷里的人，都有銘文，而流傳下來的很少。

這里沒有別的，依靠的不是人，寫的不是你和這個原因。

那么誰是這個人而不能完全公正和正確呢？這不是道德高尚文章的人，做不到的。

是有道德的人對于惡人，就不接受而銘的，在一般的人也能辨認出來。

而人的行為，有情善而痕跡不是，有意思奸而外表良善，有善惡懸殊而不能用實指，有確實比名，有知名奢侈在實。

好比用人，這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的不惑，建議的不追求？不迷惑，不追求，那么你又這樣了。

而他的言辭不工，那么世界還是不傳，于是又在他的文章兼勝了。

說，這不是道德高尚文章的人是做不到的，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但是道德高尚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xiàn)，也有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而存在的。

他的傳竟然如此之難，他們遇到的困難又如此。

如果先生的道或文章，本來就是幾百年而有問題。

先祖的言行突出，幸遇而得到銘，他的公司與這，其流傳后世通行后毫無疑問的。

而當代學(xué)者，每次閱讀傳記所載古人的事，看到感人，則往往衋這樣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啊，何況他的子孫呢？何況我呢？他被迫向祖的功德而想用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推一賜于我而和他三代。

這感激與報告，應(yīng)該怎樣來對付他們？我又想到如果我的淺薄滯拙，而他進的，祖先的這樣命途以死，而先生明顯的，那么世界的俊偉豪杰不世出的人，那些誰不愿意進到門？潛逃憂郁的人，那些誰不有希望于世？好事誰不為，而厭惡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為人之父祖的，誰不想讓自己的子孫？為人子孫的，誰不想自己的父祖恩寵榮耀？這幾個美的，一回到先生。

已經(jīng)領(lǐng)教的侮辱，而且敢進其所以然。

所指示的家族世系，豈敢不接受教育，而更詳細的？慚愧得很，不宣。

鞏再次。

注：以上翻譯來自百度翻譯

作者介紹

曾鞏，宋人。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后居臨川，北宋文學(xué)家、史學(xué)家、政治家。

曾鞏出身儒學(xué)世家，祖父曾致堯、父親曾易占皆為北宋名臣。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超群，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年十二即能為文。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參軍，以明習(xí)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寧五年（1072）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滄州等知州。元豐四年（1081），以史學(xué)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六年（1083），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追謚為“文定”。

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guān)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xié)、曾敦并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xué)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

作者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