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言簡練明快筆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侗境倌隉o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洞鹚?a href=http://eklavyapremedicalimphal.com/cidian/cidian/gushi/ma/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馬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用簡單的自己游山洞的經歷說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zhèn)ス骞址浅Ｖ^，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詩歌造詣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罷相的時間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陡惺隆贰都娌ⅰ贰妒”返龋瑥恼?、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保ā逗笊皆娫挕份d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王荊公體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fā)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豆鹬ο?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文學主張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雖然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贝颂煜轮砸?。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鄙褡诓宦?，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GREn/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锻跚G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焙m也有類似的評價，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shù)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變法并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時代歷史環(huán)境中。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xiàn)其富國強兵，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tǒng)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間，相關文章共發(fā)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制造輿論，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zhàn)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jù)“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fā)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出現(xiàn)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fā)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隙ㄕf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fā)展，變法期間社會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fā)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關系，也是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fā)展起積極影響，又承認它對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有不良影響。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shù)敏感的發(fā)現(xiàn)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shù)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tǒng)治的可能和方向。

陣陣轟鳴的爆竹聲中，舊的一年已經過去；和暖的春風吹來了新年，人們歡樂地暢飲著新釀的屠蘇酒。

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家萬戶，他們都忙著把舊的桃符取下，換上新的桃符。

注釋

⑴《元日》王安石 古詩：農歷正月初一，即春節(jié)。

⑵爆竹：古人燒竹子時使竹子爆裂發(fā)出的響聲。用來驅鬼避邪，后來演變成放鞭炮。一歲除：一年已盡。除，逝去。

⑶屠蘇：“指屠蘇酒，飲屠蘇酒也是古代過年時的一種習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飲這種用屠蘇草浸泡的酒，以驅邪避瘟疫，求得長壽。

⑷千門萬戶：形容門戶眾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時光亮而溫暖的樣子。

⑸桃：桃符，古代一種風俗，農歷正月初一時人們用桃木板寫上神荼、郁壘兩位神靈的名字，懸掛在門旁，用來壓邪。也作春聯(lián)。

《元日》王安石 古詩創(chuàng)作背景

此詩作于作者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時。1067年宋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見家家忙著準備過春節(jié)，聯(lián)想到變法伊始的新氣象，有感創(chuàng)作了此詩。

《元日》王安石 古詩賞析二

這首詩描寫新年《元日》王安石 古詩熱鬧、歡樂和萬象更新的動人景象，抒發(fā)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陣陣鞭炮聲中送走舊歲，迎來新年。起句緊扣題目，渲染春節(jié)熱鬧歡樂的氣氛。次句“春風送暖入屠蘇”，描寫人們迎著和煦的春風，開懷暢飲屠蘇酒。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寫旭日的光輝普照千家萬戶。用“曈曈”表現(xiàn)日出時光輝燦爛的景象，象征無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結句“總把新桃換舊符”，既是寫當時的民間習俗，又寓含除舊布新的意思?！疤曳笔且环N繪有神像、掛在門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舊桃符，換上新桃符?！靶绿覔Q舊符”與首句爆竹送舊歲緊密呼應，形象地表現(xiàn)了萬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僅是政治家，還是詩人。他的不少描景繪物詩都寓有強烈的政治內容。本詩就是通過新年元旦新氣象的描寫，抒寫自己執(zhí)政變法，除舊布新，強國富民的抱負和樂觀自信的情緒。

《元日》王安石 古詩賞析

此詩描寫春節(jié)除舊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聲送走了舊的一年，飲著醇美的屠蘇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氣息。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家萬戶，家家門上的桃符都換成了新的。

這是一首寫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間習俗，敏感地攝取老百姓過春節(jié)時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細節(jié)：點燃爆竹，飲屠蘇酒，換新桃符，充分表現(xiàn)出年節(jié)的歡樂氣氛，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狈昴暧龉?jié)燃放爆竹，這種習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續(xù)至今。古代風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蘇酒，然后用紅布把渣滓包起來，掛在門框上，用來“驅邪”和躲避瘟疫。

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承接前面詩意，是說家家戶戶都沐浴在初春朝陽的光照之中。結尾一句描述轉發(fā)議論。掛桃符，這也是古代民間的一種習俗?！翱偘研绿覔Q舊符”，是個壓縮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舊符”省略了“桃”字，交替運用，這是因為七絕每句字數(shù)限制的緣故。

詩是人們的心聲。不少論詩者注意到，這首詩表現(xiàn)的意境和現(xiàn)實，還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義，王安石這首詩充滿歡快及積極向上的奮發(fā)精神，是因為他當時正出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間，正如眼前人們把新的桃符代替舊的一樣，革除舊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對新政充滿信心，所以反映到詩中就分外開朗。這首詩，正是贊美新事物的誕生如同“春風送暖”那樣充滿生機；“曈曈日”照著“千門萬戶”，這不是平常的太陽，而是新生活的開始，變法帶給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結尾一句“總把新桃換舊符”，表現(xiàn)了詩人對變法勝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悅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總是要取代沒落事物的這一規(guī)律。

這首詩雖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極力渲染喜氣洋洋的節(jié)日氣氛，同時又通過《元日》王安石 古詩更新的習俗來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現(xiàn)得含而不露。

《元日》王安石 古詩賞析三

歌頌春節(jié)的詩很多。王安石這首抓住放鞭炮、喝屠蘇酒、新桃換舊符三件傳統(tǒng)習俗來渲染春節(jié)祥和歡樂的氣氛。這樣寫，精煉、典型、概括力強。詩中流露出的歡快氣氛，與作者開始推行新法、實行改革、希望獲得成功的心情是相一致的?，F(xiàn)在貼桃符的人少了，多數(shù)人把桃符換成了春聯(lián)，但過年放鞭炮、喝酒的習俗還在民間廣為流傳達室。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是非常悠久的。這首詩也就具有傳統(tǒng)美的品格。當然，現(xiàn)在大城市人太多，從空氣的清潔和防火等方面考慮，并不提倡鞭炮。

《元日》王安石 翻譯、賞析和詩意

在噼噼啪啪的爆竹聲中，送走了舊年迎來了新年，人們飲美味的屠蘇酒時，又有和暖的春風撲面而來。

千門萬戶翛翛天，家家戶戶都取下了舊桃符，換上新桃符，迎接新春。

注：以上翻譯來自百度翻譯

作者介紹

王安石，宋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chuàng)“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他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fā)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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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參考：元日（宋代 王安石）